定光桂教授今年已经76岁了，但他始终精神矍铄，淡泊名利，酷爱数学，头脑依旧像年轻人一样敏捷，近几十年来一直保持每年在数学SCI检索及核心刊物上至少发表两篇论文，至今独立出版了数学专著8部。所有这些，在他这个年龄组的国内高校教师中并不多见。

我与定光桂老师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我正求学于南开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当年的南开数学系只有计算、自控和数学3个专业。比起前两个专业来，1973级数专的学生无疑是最“土”的，全班30人中90%以上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或回城知识青年。虽然1973级工农兵学员是历届工农兵学员中唯一通过考试录取的，但水平仍旧是参差不齐，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少数人只有小学程度。没有基本的初等数学知识是无法进入高等数学学习过程的，所以补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除了学习，我们还要去厂矿农村“支工支农”。正是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逐渐与任课老师熟悉起来，其中包括定光桂老师。那时的南开数学系一些知名教授尚健在，如吴大任、严志达、杨宗磐、胡国定、周学光等，还有“文革”后评上院士的王梓坤老师(当时为讲师)，定光桂老师那时在系里只能算是位资深的助教。

当年给同学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定光桂老师讲“实变函数”课时对该门课程娴熟的掌握。我一向以为大多数人不适合以数学为职业，这需要很高的天赋，只有少数人有望登堂入室，定老师无疑在“少数人”之列。

毕业后我有幸留校，但所从事的工作均与数学无关，先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后在人事处、外事处、基金会，但由于所从事工作性质的原因，不乏与定老师打交道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人事处工作时主要负责师资培养，我了解到，定老师通过了“文革”后国家组织的出国留学外语考试，于1979年被国家公派到瑞典皇家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修。在为期两年的时间里，他因研究成果突出，得到了外国两位导师的好评，并由导师、时任国际数学会主席的卡列松教授破格推荐，获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派往西方学者中第一位获得理学(数学)博士学位者。回国后，定老师一直奋战在数学系的教学科研第一线，1986年晋升教授，1989年被国务院学科评议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在此期间，我和定老师一直有断断续续的联系，毕业后，我做过的与数学关系最贴近的一件事也与定老师有关，那就是帮助他抄写了其第一部专著《巴拿赫空间引论》手稿的部分章节，此书被列入科学出版社“现代数学基础丛书”第13号出版，而该书第二版的出版则为该“丛书”第122号了。该书后又曾被中国台湾九章数学奖学金基金会列选为“让数学名著永恒”重版项目而再版。

定老师后来也从过政，当过数学系的系主任和学校的教务长，还曾长期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委。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返回教学科研第一线，因为那是他认定的作为教师职责的根本：教书育人。再后来我有幸搬至与定老师同一个小区，由于居住相隔不远，有时在路上碰面就会说上几句，更多的还是电话联系。说起某件事，或是谈论校内乃至社会上的新闻，我知道定老师对时事其实是一直关心的，他为人耿直爽快，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见到或听到什么不平事往往就会讲出来。

定老师直到70岁后才在南开退休，但他并未从此消沉，而是接受了西安交大的邀请，去为教育部特批的该校“数学拔尖人才实验班”讲课，并带讨论班，一去就是3年。2012年，他在73岁高龄时独立获得天津市两项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的一项，2014年再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资助。我因为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数学基本无关，所以并不清楚定老师所从事研究的具体方向，只是曾听到有人在评论定老师所研究东西时的不屑口气，认为实在是太古老了。

直到最近，偶然之中，我获悉定老师应邀在《中国科学：数学》(2015年第1期)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等距线性延拓问题》，进而才了解到定老师及其弟子们所研究的东西已经由当初的冷门变为如今的热门，并引起了西方数学界的重视。而这正是定老师和弟子们多年集体努力研究推进的结果。我知道定老师搞研究一向是强调独立的，所以他的论文发表、研究成果获奖的署名一直是个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与他人合作，他在指导自己的弟子们从事研究时一直是慷慨无私的，弟子中的有些人已经成为国外高校的知名数学教授，定老师的人格获得后辈们发自内心的仰慕。

（自天津日报5月20日15版，作者：王占胜）